• 周朝姬旦著名人物介绍

    周朝姬旦军事成就

    本名:子瞿,别称:武乙,所处时代:商朝

    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周武王姬发的弟弟,曾两次辅佐周武王东伐纣王,并制作礼乐。因其采邑在周,爵为上公,故称周公。周公是西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教育家,被尊为“元圣”和儒学先驱、奠基人。周公一生的功绩被《尚书·大传》概括为:“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周公摄政七年,提出了各方面的带根本性典章制度,完善了宗法制度、分封制、嫡长子继承法和井田制。周公七年归政成王,正式确立了周王朝的嫡长子继承制,这些制度的最大特色是以宗法血缘为纽带,把家族和国家融合在一起,把政治和伦理融合在一起,这一制度的形成对封建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为周族八百年的统治奠定了基础。贾谊评价周公: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有大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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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简称史,一般指人类社会历史,它是记载和解释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程的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多数时候也是对当下时代的映射。如果仅仅只是总结和映射,那么,历史作为一个存在,就会慢慢的消失成为过去。历史是文化的传承,积累和扩展,是人类文明的轨迹。历史仅仅是历史,具体真实性,就算是历史学家也未必能说的真明了,因为,本站的内容来自网络,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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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周朝姬旦军事成就

    二次克殷

    灭殷后的第三年,公元前1024年,管叔、蔡叔鼓动起武庚禄父一起叛周。起来响应的有东方的徐、奄、淮夷等几十个原来同殷商关系密切的大小方国。这对刚刚建立三年多的周朝来说,是个异常沉重的打击。如果叛乱不加以克服,周王朝就会面临极大困难,周文王惨淡经营几十年建立起来的功业就会毁掉。周王室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在王室内部也有人对周公称王持怀疑态度。这种内外夹攻的局面,使周公处境十分困难。周公首先稳定内部,保持团结,说服太公望和召公奭。周公统一了内部意见之后,第二年(前1023年)举行东征,讨伐管、蔡、武庚,稳定周朝的统治。

    周公以商朝灭亡和“三监”等武装反叛活动为鉴,特别重视奴隶主贵族及其子弟的政治道德教育、治术教育和勤政教育,要求“敬德保民”、“明德配天”、“明德慎刑”、“有孝有德”、“力农无逸”等,主张充分发挥“颂”、“诰”对奴隶主及平民的教育作用,并提出以治绩考察、选任官吏的原则。

    八师戍守

    二次克殷之后,周公认为有必要扩建直属国家的武装力量,于是对三监的军队进行收编,又另建了一支八师,主要由周人组成,驻守在以新筑的成周为中心的的河洛地区的政治中心,戍守周天子,所以称为“成周八师”。成周八师(西周周公东征后,开始驻守成周(洛邑,今河南洛阳)的军队)大约二万人。主要任务是镇抚南夷。

    周公将殷移民迁到成周城,又收编西周时期驻守商故地的军队,建立殷八师,大约二万人。主要任务是镇抚东方及监视殷遗民。

    同时,编制西六师,保卫以镐京为中心的周人兴起之地的西土,因位于西部,所以称“西六师”,主要由周人组成。

    成周八师、殷八师、西六师由周天子亲自委派的大贵族或大官僚担任指挥官。由此可见,周天子掌握的军队有十数万人之多,这就有效地保证了奴隶制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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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父亲:平阳简侯曹奇

    配偶:平阳公主(又称阳信公主)

    儿子:平阳夷侯曹襄

    儿媳:卫长公主(当利公主)

    详细点击:【春秋战国:曹滕】

  • 季梁的哲学思想资料,仅见于《左传 · 桓公六年》所载季梁与随侯关于民神关系的一段对话。针对随侯重神轻民的思想,季梁提出了“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这里,“民为神主”的思想,是季梁哲学思想的精髓。

    中国进入夏商奴隶社会以后,就逐步出现以上帝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天命神权论,并成为夏商奴隶主阶级的世界观。周人从商人手中夺取政权的同时,把天命神权的世界观也接受了过来,把上帝作为主宰一切的绝对权威。当时的意识形态,无不由天命神权思想所派生,或与其紧密结合在一起。当时的政治,就是天命神权政治。直至春秋初期,整个社会依然笼罩于浓郁的神论气氛之中。然而,身为随国大夫的季梁却勇敢地冲破神论的氛围,把“神为民主”的传统观念颠倒过来,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夫民,神之主也”的哲学观点。这里的“主”,当为“主宰”之意。民主宰神的思想是对中国进入奴隶社会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天命神权思想的大胆否定,为起于青萍之末的无神论思想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中国哲学史和无神论发展史上都居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民为神主”的观点,是对西周以来出现的怨天尤人思想的重大发展。在西周初年,少数比较能正视现实的统治者,如武王、周公等本来对天命有所怀疑,但出于维护自己统治地位的需要,对这个神圣的光轮不能不给以修缮和涂抹。到厉幽时代,随着奴隶制的日益衰落,周天子的权威日渐式微。上帝,这个地上王权在天上的投影也日渐退逝它那神秘的光彩。于是,一股“怨天”、“咒神”的思想应运而起。这种思想,比较集中地反映在《诗经》里。在《大雅 · 荡》中,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荡荡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在《小雅 · 雨无正》中,作者诅咒提更凶:“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周。昊天疾威,弗虑弗图。”尽管西周末年人们对天命神权已开始产生怀疑,并敢于对上帝提出质问咒骂,但是人们在神面前还是无能为力的;他们虽然对神的地位表示不满,却未能动摇神权的主宰地位;他们已朦朦地意识到上帝并非人世吉凶祸福的裁决者,却没有认识到人的重要的作用。这正是一

    个需要圣哲的时代!和梁作为统治阶层中开明的思想家,踏在人们怨天咒神的浪尖,提出了“民为神主”的观点。他进一步解释道:民是主,神是从;如果民心背离,鬼神要降福也无能为力。所以统治者唯有“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才能“庶免于难”。

    季梁提出民是神的主宰,尚未彻底否定神权的存在,神的幻影并未从他的观念中最终消失。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把他视为中国历史上无神论的先驱。首先,季梁虽然未能摆脱神学的羁绊,但他却将神从主宰地位降到被主宰的地位上;而在他之前,人们只是停留在对天的怨恨与咒骂上。仅这一点,就足以使他超过他之前所有讨论民神关系的人。而神权地位在他思想中的骤然坠落,无疑表明他对神权的漠视。其次,有神论的核心是突出天命神权,季梁则针锋相对地强调人的地位,这无异于要把神的地位从人事中排除。这正是区别有神论的重要标志之一,应属于无神论的范畴。

    我们说季梁不愧为中国历史上无神论的先驱,还在于继他之后而出现的一些无神论者,尤其是战国时期一些著名的无神论思想家,几乎无例外地受到他的启示,并且不同程度地受到他那凝聚着无神论因素的“民为神主”思想的润泽。

    战国时著名兵家尉缭说:“苍苍之天,莫知其极;······ 求已者也。”尉缭强调人事要立于“求已”,而不求之于天,这种思想很可能是受到季梁“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的思想的启发。

    荀况是战国时期无神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无神论思想中最光辉的部分是他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论述。他认为:民“最为天下贵也”。这显然是对季梁的“民为神主”思想的发挥。他还说:“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 ”这种肯定人是大自然主宰的思想,是对季梁的民为主宰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韩非是战国时期又一位著名的无神论思想家,他指出人事的成败、兴亡等皆在于人为。他说:“人有祸则心畏恐,心畏恐则行端直。行端直则思虑熟则得事理。行端直则无祸害,无祸害则尽天年。得事理则必成功,尽天年则全而寿。必成功则富与贵,全寿富贵之谓神。”这种富贵、贫贱、祸福皆决定于人事的思想,在季梁思想中不难找到原形。季梁认为,如果不以民为主宰,社会“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虽独丰,其何福之有?”说韩非受到季梁无神论思想的影响是不为过分的。

    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季梁的“民为神主”的思想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

    春秋以来,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封建生产关系在一些发展国家里相继出现了,奴隶制逐渐地走向解体的道路。这种巨大的社会变革,不能不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引走相应的变化。由于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思想是天命神权论,因此,封建生产关系的兴起必将引起神权的动摇。季梁作为统治阶级中的开明思想家,正是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才敢于对天命神权的主宰在位予以否定。

    在春秋时期新兴地主阶级与奴隶主贵族的斗争中,在大吞小、强凌弱的激烈的兼战争中,统治集团中的一些开明政治家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民”的重要性,这也是季梁重民轻神思想赖以产生的重要条件。季梁正是站在前人建筑的桥梁和奠定的基础上,提出了“民为神主”这具一有朴素唯物论色彩的哲学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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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戴至德,唐高宗时为右仆射,办事公正,从来不计较私人恩怨。另有一个刘仁轨,字正则,唐高宗时为左仆射。当时的人,都称道刘仁轨,而看不起戴至德。

    有一个老妇人,向他们呈上状子,当时,戴至德就在老妇人的近处,所以,戴至德便接过了状子。 戴至德正准备下笔批示时,老妇人向旁边的人问:“这位是刘仆射,还是戴仆射?”旁边的人回答说:“是戴仆射。” 老妇人听了,便赶忙上前,说:“你是个不能解决问题的仆射,快把状子还给我。”戴至德笑了笑,就把状子,还给了老妇人。

    戴至德仆射在职期间,没有什么特别显眼的成就,当朝似乎也不能说他什么。后来,等到戴至德死了,高宗感叹道:“我自从失去了戴至德以后,至今,再没有听到忠直之言了。他活着的时候,我若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他总是直言劝谏,从不放过我!” 于是,高宗要来戴至德前前后后所陈上的奏章,一看,竟有满满的一大筐子!高宗边看奏章,边流泪,感叹不止。这时,朝廷才追重戴至德。(事据《隋唐嘉话》)

    详细点击:【唐朝:戴至德】

  • 自从更始三年(公元25年),更始帝刘玄失败以后,光武帝刘秀正忙于山东事务,没有来得及西伐。关中豪杰吕鲔等往往拥有兵众达万,不知归属,多往归公孙述,公孙述都拜他们为将军。于是大作营垒,陈车骑,肆习战射,会聚兵甲数十万人,在汉中积聚粮食,在南郑修筑宫殿。又造十层赤楼帛兰船。多刻天下牧守的印章,备置公卿百官。使将军李育、程乌率领数万军众出陈仓,与吕鲔侵犯三辅。建武三年(公元27年),征西大将军冯异攻击吕鲔、李育于陈仓,大败吕鲔与李育,吕鲔与李育逃奔汉中。建武五年(公元29年),延岑、田戎被汉兵打败,延岑、田戎军等都逃亡入蜀。

    延岑,字叔牙,南阳人。开始起兵时据有汉中,又拥兵关西,关西破散,又走到南阳,占有数县。田戎,汝南人,初起兵于夷陵,转而侵掠郡县,发展到数万人。延岑、田戎都与秦丰会合,秦丰都以女儿嫁给延岑、田戎为妻。后来秦丰失败,延岑、田戎都向公孙述投降。公孙述以延岑为大司马,封汝宁王,封田戎为翼江王。

    建武六年(公元30年),公孙述派遣田戎与将军任满出江关(今夔门南岸),下临沮、夷陵间,招其故众,因而想攻取荆州诸郡,但没能攻克。

    详细点击:【汉朝:公孙述】

  • 汤若望为明朝造炮、翻译矿冶新书,虽然没有挽回明朝注定失败的命运,但却给天主教争取了在中国的荣誉。汤若望常入宫中举行弥撒,施行圣事。据悉,到崇祯末年,内宫的奉教者已达40人,宗室奉教者达114人。据1636年的统计,奉教的亲王有140人,皇族40人,诰命夫人中有教友80余人。

    上述这些传教方面的成绩,与汤若望的工作有直接关系。他是1640年升任北京传教区区长的。教会方面对汤神甫的工作曾作出良好的评价。如在写给罗马耶稣会总会长的一封信中,曾报告说:“现任北京教区区长的汤若望神甫,为天主和社会建树了巨大的功勋。这是通过他撰写的教理著作,以及有关使异教徒直接皈依圣教的书籍,通过劝奉宫女们入教,还借向皇上呈送礼物的机会,清晰地书面阐述了我们的信仰。鉴于他的工作以及他在北京对我们的事业所表现的热忱,才使我们在这个帝国所作的一切成其为可能。”

    对地方上的传教事业,汤若望也曾作出了一定的努力,如在河北省、陕西省等地。汤若望曾于1638年4月来到河间府献县讲道,不少教友闻风而至,这一行中,汤若望共为五十多人授了洗。西安是汤若望抵华早期的传教地点。他1627年到达西安府时,那里的传教气氛并不理想,传教没有适宜的场所,教士没有下榻之处,老百姓对天主教少有了解,因而产生过误解和微词。汤若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了这种状况,先后建起了两座一小一大的教堂,教友数目逐年有增,单是汤若望一人所付予洗礼的就有50名之多。

    详细点击:【明朝:汤若望(顺治帝尊敬的德国传教士)】

  • 20世纪30年代,周而复同志参加左翼文艺活动,参与创办《文学丛报》,刊登鲁迅、胡风等人文章。在“左联”小说委员会出版的《小说家》担任编委。1936年,签名参加以鲁迅为首的“中国文学工作者宣言”,发表对时局的看法和文学主张;参与发表“中国诗歌工作者协会宣言”,呼吁团结抗战。同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夜行集》,郭沫若同志为该诗集作序:“这是在重重的压迫之下压得快要断气的悲抑的呼息。这儿也活画了一张忧郁而悲愤的时代相。”

    详细点击:【近代:周而复(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著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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